【智库动态】陈雪娟 张旭：新质生产力：化解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矛盾的革命性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衡量生产力跃迁的质性特征，归根结底应着眼于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认为肇始于工业化并以之为主要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跃迁，是由资本主导，重物不重人，导致人被物化、片面化和异化，这种资本化的生产力跃迁背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矛盾。当前，随着数字化等重大技术变迁驱动生产力向新质态跃迁，新质生产力思想的提出带来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突破。新质生产力为化解工业化以来人的可能片面发展提供了新的革命性力量，但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一种新形态，有助于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与人的需要相结合，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对重要矛盾。马克思认为肇始于工业化并以之为主要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跃迁，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进步，但由于这种跃迁由资本所主导，重物不重人，最后导致人不断被物化、片面化和异化，扭曲了发展的本质。而社会主义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旨在寻求将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的道路。习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为动态解决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带来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是人作用于自然上的力量、能力和结果。生产力发展不仅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也以人的发展为条件。工业革命以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发展动因推动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快速的提升。生产力高度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然而，生产力发展并不能自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由资本主导，这种发展必然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

　　“生产”在“财富的创造”这一含义的基础上，逐渐派生出“生产力”等概念。马克思主义所广泛接受的生产力的概念，从其渊源上看，最早可追溯到1613年塞拉在《简单论述金银在没有矿山地方也能占支配地位的原因》中所说的“金银如不用在劳动上面，就没有生产力”。1757年，在《谷物论》中，重农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魁奈提出了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的生产力，但魁奈只认为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他工商业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1776年，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角度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同时，他认为劳动生产力的高低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联系。在“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萨伊进一步提出了“资本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概念。1841年，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从力量和能力的视角提出生产力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人，生产力是具体的生产方式所反映出来的能力。约翰·穆勒则在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反对萨伊认为的资本生产的思想，他提出：“我们常说‘资本的生产力’。这种说法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只有劳动和自然要素才具有生产力；即使能牵强附会地说资本的某一部分具有生产力，这也只是指工具和机器。”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斯特的观点，并从中发现了生产力的历史能动性。马克思给予了生产力极高的重要性，提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身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的基础是人，作为劳动者的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生产力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们在生产物品的同时，相互之间也生产着一定的物质关系，物质生产只有在社会中结成一定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完成有目的的生产活动。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根本基础，人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他的物质生产能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物质生产是人作为类的生产，在比较了动物和人作为类的区别后，马克思指出：人“不单单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作为类，人和动物都进行生产劳动，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是一种片面劳动。人有别于动物的这一特点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的发展正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历史。

　　人的生产劳动是全面而有目的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类发展史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同时，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人和人类社会才有真正的“发展”。刚从动物中区分出来的单个人，“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而且“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单个的人在自然界面前脆弱无力。线世纪，此时封建社会形式解体，新兴生产力不断涌现。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机械化、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替代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在自然面前，人类不再脆弱无力，个体也不再需要依附于共同体而存在，从而生成了与工业革命相呼应的打破了森严等级制度和神学束缚的个体的人，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和解放。

　　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个体化生产，在打破共同体依附、部分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同时，也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片面化进而导致人的发展异化的危机。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脱离了人的发展本身。在资本主导的、以剩余价值为追求目标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下，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成为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身上的体力和智力的畸形化，甚至是和整个社会分工分不开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

　　由此，资本主义主导下人和社会的发展开始畸形化。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分析了工人在他的劳动对象中的异化：“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不仅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望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新旧生产力转化的关键动因和基本标尺。以科技为动因不断涌现的新生产力是生产中最革命的因素。在科技推动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的同时，人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趋势。在数字化等的大规模驱动下，新质生产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生产力“质”性，其中蕴藏着化解人的片面发展的力量。

　　生产力从简单重复和积累式量变，到创新发现进而可能形成质变，这是一个量变与质变交替、进而出现新升级跃迁的过程。在新旧生产力的这种转换过程中，科技是最根本的驱动因素。一方面，科技以一般知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从某一种意义上讲，“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因为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另一方面，当科技物化为具体的劳动工具或劳动者特定的劳动技能时，则立即进入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相结合的生产的全部过程，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科技动因作用的关键一步在于科技已经逐渐“超出制作的过程的积累的范围”，科技通过“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方式，调动各种自然力，并对生产的全部过程日益起决定作用。科技的动因作用也日益成为大工业下的一个历史趋势：“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科技也是旧生产力是否实现向新生产力跃迁转化的尺度。历史地看，前三次生产力革命无一不是以科技为动因，并以各个阶段的标志性科技为分界。在前工业革命时期，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将人类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向前推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物质资料生产和富余产品的商品交换，建立在简单手工协作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形成。伴随着蒸汽机的诞生，1760—184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蒸汽时代”，机器开始取代重复的体力劳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开始。伴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内燃机的发明，1840—19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电气时代”到来，它从物质和能量上解决了发展的瓶颈。始于1950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等为标志，带来了“信息时代”。进入21世纪，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不断涌现，新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蒸汽机时代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是“加数级”，电气化时代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是“乘数级”，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是“幂数级”。当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在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中被日益广泛地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将给生产力带来新的质的飞跃，并带来“指数级”的增速。

　　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仅大规模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还带来产业体系、社会分工和生活方式的颠覆式变革，这些必然引起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对人的发展方式的变化的影响，更是衡量新质生产力转换的尺度。因为，人是目的，归根到底，人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围绕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进行的。新旧生产力的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新的物质技术方法。一方面，科学技术是人脑力劳动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能大大的提升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改善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扩大人类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进而丰富和提升人类文明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以科技为动因的新旧生产力跃迁过程，同样也可以投射到人的发展这一根本尺度上。

　　科技推动生产力一直更新迭代、升级跃迁的过程，伴随着生产力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升级跃迁过程，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在科学启蒙前，人蒙昧未开。以金属冶炼技术为标志，人使用的是简单的木质或铁铜制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分散占有，实行人类劳动的简单分工，人与人之间关系表现为对人的依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以蒸汽机和电力为代表的技术和劳动工具普遍的使用，在机械分工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物的依赖。此时，“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的全部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被说成是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计算机和电控机械的使用产生了知识型分工，劳动者部分占有了知识型生产资料，人逐渐摆脱对物的依赖，但依然只是片面发展。在以AI和大数据为代表性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劳动者全面占有了知识型生产资料，人的发展逐渐获得了更加普遍和可持续的支撑力量（如表1所示）。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主张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维度，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之路。而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思想——保证社会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指出（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历史地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也都贯穿着对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强调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作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三个标准“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正是将生产力发展尺度标准指向人自身的表现。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本身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社会主义新形态，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协同下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更高质量的新型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等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在这个具有整体性的生产力系统中，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和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程度等，对于生产力的“质态”及其导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个体主体性和类主体性地位都得到了更大、更普遍的彰显，人的发展有了更加全面的生产力支撑。劳动者掌握新的劳动技能，高科技人才掌握新的科技知识，高技能人才掌握新的劳动工具，这些主体性的因素是衡量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尺度。不同于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劳动、资本、土地要素的驱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主要靠先进技术和数据要素。只有新的科学技术实现突破、发生质变，引发生产力要素的变革，才能产生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加关注人的需要和福祉，注重在当代科技进步的辅助下，激发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论抽象下，通常作为一个应然的理想目标存在。而新质生产力在现实框架下，表现为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种高质量方式。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主张以二者统一的实践路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所在，这种以人为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发挥着支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生产力的形成是人作为主体的生产劳动过程，是人转化自身的智慧和潜能以改造自然的能动活动。既然生产力是人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是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就首先体现为人的潜能的发挥和生产力逐步全面化的过程。人的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方面。“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然而，当资本主导的生产被赋予了科学技术的力量，那么机器和智能将显示为强大的机体，并驱使人成为他们的附庸，在机器和智能不断取代他们的技能和力量下，单个有生命的劳动者在机器和智能主导的生产链条中被占有、被异化。马克思提出，“超越出发点”才能从制度上解决人与自己所创造的物质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对抗。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从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中解放出来，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才有实现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主中心的人本标准。党的十八大以后，“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判断，指明了生产力发展量的增长中质的变化的“跃升”要求，指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点在于，它利用一切新生成的数据，革命性地构建新的智能。它对于人的生产力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过程，取代重复性和烦琐的任务；其次表现为围绕数据的收集、处理、行动和反馈的数据驱动过程；再次表现为人机协作推动的劳动向技术集成和智能化方向的发展；最后表现为与新智能形式相关的新兴职业，如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工程师极大地提高劳动内涵的复杂性和专业化水平。新质生产力使得人们可以更多地聚焦有创造性的工作，在生产活动过程中能更积极地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充分地发挥自身创造潜力。

　　新质生产力的“新质”必然表现在劳动时间的普遍极大节约上，即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化科技革命普遍提高劳动效率，从而极大地缩短工作日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新质生产力对劳动时间的普遍极大节约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等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一切真正的节约（经济）都应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劳动时间的节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准备条件。“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当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少，整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就可以支配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当科学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体现在以普遍的劳动时间节约为前提的“真正现实财富”上。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才是真正现实的财富，“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新质生产力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当“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人本身就作为固定资本而生产出来。因此，“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回归，释放出更加广阔的主体性的自由张扬空间。

　　人的需要是发展的目标所向。而人的需要不仅是人作为生物学存在的需要，更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需要，人的需要的丰富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实和全面占有，由此，人的需要不断丰富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的需要作为生产的直接动因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全面发展需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不断突破和超越各种依赖关系来实现。只有“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创造出所需要的对象，“需要”驱动科学技术创造才能实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发展进而带动生产力跃迁，本质上只是实现人的发展需要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目的本身。只有符合人的全面需要的科技创新，才能形成潜在的人本化的新质生产力，进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需要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按需要的性质分，人既有衣食住行等自然性需要，又有包括社交、情感、道德、审美在内的社会性需要；按需要的主体分，人的需要可以划分为个体需要、群体需要和社会需要。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在满足基本自然性需要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更高层次的社会性需要。这种发展不仅是量的增加，还包括质的提升，表现为需要的多样化、复杂化和高级化。只有当人的多层次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个体才能在智力、情感和社会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才有条件关注自身各方面的全面成长。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促进更高层次需要的产生和实现，推动需要的进一步发展。培育人的全面需要为新质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内因和动力，符合人的全面需要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因此，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更好地满足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自然需要，还要通过科技创新手段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个体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考虑个体需要的满足，还要更多地考虑新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以培育人的全面需要和极大拓展满足各种需要的手段，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面对新质生产力时，个体也必须及时升级调整自身各方面的能力素养。AI和大数据技术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可能。通过构建自适应学习系统，学习进度和内容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提高学习效率。传统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被打破，通过持续的多平台的移动学习，人类有了终身学习的机会，快速满足了多样化的知识需要。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融合，这种跨学科的教育方式有利于满足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多样化需要。各种创意工具、众创平台和开源共享工具使得普通人也能够创作，群体间的协作和知识共享激发了人们的创新精神，从而培育了人的创造力和创新需要。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和绿色建筑等技术创新，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需要，还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社会创新，帮助解决贫困、教育不公平和健康问题等，不仅满足了人们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还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等灵活工作模式也满足了人们对工作生活平衡的需要，这些变革都让人们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实现个性化发展。而通过新质生产力培育人的全面需要，借助科学技术创新的力量，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需要，这种全面的需要的满足将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在生产力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伴随新部门的创造性转型、新部门对旧部门的创造性破坏，传统行业将出现难以避免的结构性失业，这就隐藏着新质生产力可能偏离人的需要、背离人的发展的新的危险。新知识新技能的更新换代导致人的无助感、价值感缺失和主体性削弱。一旦科学技术创新被过度的资本化主导，就会因其追求技术实用性和效率，忽视人的需要和个性发展的要求，容易陷入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将威胁人的全面发展，出现新的片面化和物化。工具理性下的科学技术创新以理性的方式释放和放大了人的体力和智能，缩短了工作日和必要劳动时间，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了人，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当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则可能导致技术至上主义。科学技术一旦过度资本化便是人类对自身奴役的开始。人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导致人类逐渐弱化自己的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片面和不完善的科技价值社会系统下，社会变得缺乏弹性和包容性，人性将逐渐退化并将逐渐失去独立性和创造力，人类对自身的奴役便重新开始，甚至可能因为获得了更高的物质技术手段而使得这种奴役变得更加隐蔽和更加沉重。因此，只有真正落实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科学技术创新与人的本质、人的发展需求和社会责任相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新质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积极推动和改善。